何清涟:中国经济之病,根在经济增长方式

最近一年多,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,在于金融整顿。家有七件事,先从紧处来,金融堤坝要溃,当然得先堵。但追溯下去,银行坏帐主要由房地产泡沫、地方债务、国企负债等构成,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:金融整顿过后的金融改革,要点不在金融领域,而是对财政体制与国企动手术。由于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、国企成为僵尸企业之后还要银行继续输血,中国的资产质量才持续恶化。说白了,中国不仅需要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,更需要扬弃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。

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早就病根深植

国内媒体对于经济的全局性判断,通常不敢用过苛之词;官方宣传更是尽量采用“积极”型话语,因此,究竟经济难题有多大,一般人很难了解。而另一些人则总抱有侥幸心理,一个典型的例子是,最近国内经济研究圈一直有人在讨论“新周期”的到来,他们借用经济周期的技术分析来表达一种期盼:中国经济已经走过谷底,即将进入新一轮反弹。这样的期盼体现出企业界和地方政府都在盼望:快点度过艰难时期,重回轻松增长的往昔时光。

但是,这样的周期不会再来,因为前一个经济周期中,拉动经济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已经不复存在。从2009年开始,中国经济基本依靠增发货币来拉动增长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副会长石小敏今年6月19日接受经济观察研究院的采访时,点出了陷入经济困境之由。他坦言相陈:“每年发的货币,除了堆到房子里,剩下都在债务链条里,……把自己的全部信心都压在了房地产里,天天往里堆,还能搞得好啊,……现在玩的已经快玩不下去了,……这两年如果按美元计,GDP接近零增长了”。

同样的话,早在2010年,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就说过:“过去30年,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。” 2009年以来,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、美国、欧元区,成为全球最大的“印钞机”。2012年,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,中国占近一半。21世纪网评估发现,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,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。

2013年 5月13日 ,里昂证券公布一份研究报告,称中国债务总规模107万亿 。数据显示,超过一半的债务增长发生在2009年以后4年间,规模相当于GDP的110%,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影子银行和债券,面临极大债务风险。这一报告说明,中国GDP的高速增长,其实依靠大量举债支撑。借方是谁?当然是银行。举债者是何方神圣?地方政府与国企。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支撑,凡征地、“七通一平”(通水、通电、通路、通邮、通讯、通暖气、通天然气或煤气、平整土地)所需要的钱均来自银行;地方政府要维持稳定,不能让工人失业,因此必须让银行输血,维持企业运转,哪怕这些企业成了僵尸企业,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需求,堆在仓库里,也得继续运转,让国企工人能够继续领工资。

如果不对财政体制及国企动手术,银行坏帐清理了还会再来,朱、温二位总理任上,都曾大规模清理过。

逝者如风,中国曾有的机遇不会再来

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,因为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良机,经济成长之路走得确实轻松:在1989年以前,遇到了国际资本从发达地区向东南亚地区转移,中国以比“四小龙”更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,让“四小龙”中的三小龙出局赢得机会;1990年代,则遇到了美国充当领军的全球化。中国政府采用两种手段就大获成功:吸引外资,让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,既解决了就业,又扩大了出口,还用市场换到了技术(虽然采用不太光彩的侵犯知识产权这种方式);与此同时,开发房地产,让其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,成了支持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。这两条路都利用不可再造的机会,在“捷径”上“放马狂奔”。政府的短视就是忽视了“捷径”虽巧前程短,一旦两条路都走不通时,地方政府便束手无策了。

历史曾给中国前所未有的机会: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开始后数年,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(WTO),在投资(2001-2010年外资为主)、出口、内需三驾马车拉动之下,创造出十多年的出口景气,出口以每年25%以上的高速增长。正是这十多年的出口景气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地位。但是,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% ,即便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把市场全都让给中国,这样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。更何况,中国劳动力的工资、社会福利开支、政府的税收,以及土地、能源价格等不断上涨,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,外企的利润逐渐被侵蚀,最后大批关厂或迁走。就这样,出口景气来得容易,消失得也快,而且再无重造的可能。

在出口景气消失之前,美国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中国政府十分担忧,为了保住经济增长,中国政府用4万亿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土木工程,悄然之间,“投资”这辆马车换了马,政府投资取代了外商投资。以此为先导,各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房地产开发上,掀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房地产热,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,土木工程景气接替出口景气,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,同时提供了需要30年才能消化完的住宅需求,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。如今,正如房地产界大亨潘石屹向《证券日报》所言,房地产行业规模发展的天花板已经来临。中国官方宣称,中国经济既要警惕“黑天鹅”,更要提防“灰犀牛”,而房地产泡沫在三头“灰犀牛”中名列第一。

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,不会有新周期

我很希望中国经济迎来新周期,让中国人继续过上好日子。但以下几个条件注定中国不会迎来经济新周期:

一、发达国家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时代难以为继。这倒不是美国川普总统那要“让制造业回归美国”的口号所致,而是中国的土地、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,税收优惠不存,外加外资在中国要付出的制度成本,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有限。中国的优势本是廉价产品的出口,如今,中国在这方面拼不过东南亚国家如越南、孟加拉、斯里兰卡等国。

二、江朱、胡温两任政府的短视和政策诱导,把企业引向了“赚快钱”的道路。出口景气时期,企业只一味模仿、剽窃外企的技术、设计,千方百计压低成本,去扩大国际市场,放弃了产业升级和自主技术开发,因此,中国虽然号称“世界工厂”,却全无英国在世界工厂时期的科技实力。在土木工程景气阶段,许多企业都把眼睛盯在炒房地产上。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,虽然短期内利润丰厚,但企业发展缺乏后劲。一旦出口萎缩、土木工程泡沫过大之后,企业突然发现,“快钱”赚不到了,而“快钱”时代的收益又都投在房地产上;产能过剩之时,企业却再无产业升级和技术开发的实力。仅举几个小例:机械行业虽然产能过剩,但技术均复制于发达国家前些年投资中国时留下的遗产,在一些关键部件上仍然缺乏独立研发创新能力,比如,轿车的自动档变速箱至今仍依赖进口,圆珠笔芯上使用的钢珠直到最近才组织全国攻关;高新科技行业本来就是中国的弱项,可有点的突破,却难在面上铺开、领先。“中国制造”虽然多,但却无一有品牌优势,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。

期盼新经济周期出现,得有新的经济增长点。中国现在既缺乏当年那从天而降的机会, 又缺乏争夺市场的技术实力。居此劣势,还期盼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周期,非常不现实,更何况,中国还有庞大的失业人口、潜在的金融危机、正陷入萧条的制造业。基于上述状况,与其不切实际地期盼经济发展新周期,不如对中国经济实行“刮骨疗毒”,积蓄实力,为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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